大清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四，高岭站大营（今葫芦岛高岭镇附近），皇帝驻跸处。

四个多月前，已经七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开始了第四次东巡盛京，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东巡。

因为乾隆前些年下旨在盛京修建的文溯阁已经完成，故而此次需要他亲临盛京进行庆贺，向祖先表明自己的文治功勋。

与前次东巡不同的是，这一次乾隆是从圆明园启銮，先到避暑山庄停留。因为天气炎热，人员车马行李众多，行走不便。因此直到了八月十六日，会同前来承德的卓索图部的各位蒙古王公后，才再度启銮，前往盛京。

同时，他又命怡亲王永琅携带玉册、玉宝（实际应称为谥宝、谥册，是清代皇帝为前代帝、后上谥号时的制用之物。清代定制：凡皇帝恭上皇考妣尊谥、庙号，敕工部制玉册、玉宝，加上列圣、列后尊谥，敕重制玉册，改镌玉宝。），带领诸位阿哥及礼部、工部所遣官员于太庙跪拜后，于八月十二日从北京出发，九月初二日在常家屯汇合。

皇帝的大帐内，一个面容清秀俊美身穿从一品朝服的大臣正在念诵军机处拟好的旨意。在他旁边，还站着另外一个面容和乾隆有些像的年轻官员，穿的是是正一品服饰，外罩一件五爪蟒袍。

穿蟒袍的这位，就是已故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第三子，富察.福康安。

后世关于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被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好多人信以为真。其实这个流言最早源自清末民初时期编著的《满清外史》，里面提到：“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说白了，就是福康安的兄弟都娶了公主或者郡主，为什么唯独他没娶呢？因为他是乾隆的私生子，所以注定他不能尚主。

不过有件事足以证明上述说法纯属胡扯。那就是福康安本人虽没娶公主，可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郑亲王乌尔恭阿，小女儿则嫁给了怡亲王绵誉。

乾隆即便再糊涂，也做不出让爱新觉罗本家相互通婚的混账事吧？要知道满清自顺治入关，到乾隆时代完全汉化后，对儒家礼法就非常尊崇，繁琐到了严苛的程度。

宗法社会下，五服之内为亲，通婚属于“不伦”。从唐代到明代，禁止五服之内通婚被写入了法律，违者要受杖刑，并强行离异。

基本照搬《大明律》的满清一开始也是如此，后来因为民俗风气难以制止，于是到了雍正时期便开了个口子，允许姑舅两姨姊妹的表亲通婚。

至于《清朝野史大观》中提到的康熙“纳姑为妃”，其实是有名无实。

那位是孝庄文太后的内侄女，自幼养在宫中，本打算成人后再和康熙成婚。要知道蒙古部落不讲究什么亲不亲的，而且爱新觉罗和博尔济吉特氏的联姻乃是政治，从皇太极时代就开始了。

可惜红颜薄命，康熙的小表姑不满十五岁就死了，后来被追封为“慧妃”。

言归正传。

福康安今年二十九岁，自乾隆三十六年辅助阿桂在大小金川平乱作战，到乾隆四十六年任四川总督缉拿“啯匪”治乱，在朝野内外已有“名将”之称。

他历任户部侍郎、满洲镶黄旗副都统、内大臣、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再到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乾隆四十七年，因在四川缉匪有功，擢为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

今年受诏回京署理工部尚书，五月，又授为总管銮仪卫大臣、阅兵大臣、总管健锐营事务，伴驾随同前往盛京。

“萨载、闵鄂元奏江苏按察使司监盗犯邓二等五名，一同越狱于八月二十九，九月初三日先后拿获。业经申明，问拟斩决，具体在案。其属按察使苏松粮储道秦学溥请交部严加议处等语……”

大帐正中，坐着一位身着酱色湖绸棉袍的老者。此人的头发已经花白，但从气色面相上看去，保养的十分好，看上去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他，正是七十二岁的大清皇帝，乾隆。

乾隆静静的听着站在下面的和珅念完拟好的圣旨，微微点头后才说道：“这个秦学溥，真是辜负了朕对他的提拔。让萨载和闵鄂元再行彻底追查，若有其他情弊之事，另行具奏。你按朕的这个意思再拟旨意。”

“嗻，奴才遵旨。”念完旨意的和珅和立在一旁的福康安都磕头领旨。

“免礼吧。”

“嗻。奴才谢主子。”

这里说几句题外话。

有些人以为清代不管满汉官员都对皇帝自称奴才，当然这是错的。也有人认为满族官员要自称奴才，汉官要自称臣，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相关规定在清代各个时期都不一样。

比如在顺康时代，要求所有旗人在奏折里自称奴才，不是旗人的必须称臣。雍正登基后，下旨所有朝臣在奏章里一律称臣，不再用奴才。话虽这么说，可某些旗人官员还是在奏章里用“奴才”，甚至在一份奏章里既有“臣”也有“奴才”。

这种情况很多，好多人是屡教不改，雍正没办法，只得爱咋咋地。

到了乾隆时代，随着满族基本上完成汉化，对这个就不能忍了。乾隆要求凡是政务折子，不管旗汉，一律称臣；只有请安恭贺折子，旗人才可以称奴才；如果是旗人和非旗人联名上请安恭贺折子，则一律称臣。

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在政务折子里用了“奴才”，被乾隆臭骂一顿，又明谕朝堂地方，再有犯者，严惩不贷。

当然，这一禁令只限于书面形式，口头上旗人官员在乾隆跟前还是用“奴才”自称。

历史上直到1910年--也就是宣统二年，经清廷海军大臣载洵奏请，“奴才”的称谓才被彻底废除。

说完了这一件，乾隆又皱着眉对福康安问道：“朕今天接到李奉翰（江南河道总督）的奏报说，云南运往京城的铜船在江宁遇风沉了。福康安，你当过云贵总督，这运铜的船是怎么回事？”

站在和珅对面的福康安听到皇帝跟自己说话，又连忙跪下。

“免礼。”

福康安起身回道：“回主子，云南和贵州运往京师的铜铅之物，一向都是在重庆另行打造船只，雇佣水手的，交卸过后，再将船只拆卸变卖。”

乾隆道：“还有这样的事？”

福康安回道：“奴才以前在四川和云南任上时，就派人查询过此事，历任办差委员都是这样做的。每船所装铜铅甚多，所以必须要将船身的板片加厚才可以。是以每次都是打造新船。

奴才以为，四川装运货物的船里，本来有很多大船，颇多坚实可用。以后只需挑选坚实耐用的货船，按照市价雇佣船只和相关船工即可，实在是没有必要另行制造。”

对面的和珅看了一眼福康安，没有说话，而福康安则恍若不觉。

“每年都要打造新船，卸铜之后再拆卸变卖……”乾隆默然无语。他深知这里一定弊情甚多，但此时官场贪腐已成常态，按下葫芦浮起瓢，各地贪腐之事层出不绝。

但这话他还不能说，否则如何对得起自己和臣子们标榜的“盛世”？

乾隆晚年之后，一心想要打造盛世景象，但同时却变得十分怠政。尤其是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储君之后，他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因贪腐而兴大狱杀人了。很多时候他只能在奏折的批示上命令地方督抚严饬办事官员。

之前提到的江苏邓二等五名囚犯越狱一事，五个抢劫重犯，竟然能从严密看守的大牢里逃出，扳开牢房的栅木，扭断锁链，翻墙而走。简直荒唐可笑。

而刚才他所问到的滇铜沉船一事，则是关系到铸钱的国家大事。此次江宁沉溺的船上所运铜铅达高达九万斤之多，若说此中没有弊案，乾隆自己都不信。但此刻他只是先让两江总督萨载和河道总督李奉翰赶紧想办法打捞。

想到这里，乾隆又问和珅道：“和珅，你是管着户部的，我大清每年从日本国运来的铜有多少？”

和珅回道：“回主子，据奴才所知，目前我大清每年从日本国运入精铜两百万斤上下。”

乾隆缓缓点头，习惯性的伸出右手，一旁的太监连忙将一杯温热的人乳递到乾隆手中。乾隆喝了一口才慢慢道：“虽说现在滇铜年产已过千万斤之数，不过日本国每年输入的铜对我大清仍然重要，务须保证采买数量。”

和珅此时突然想起一事，下跪奏道：“主子，奴才今天接到理藩院送来的朝鲜使臣奏报，上面说日本国东部火山爆发，灾情甚是严重，恐怕会影响日本铜的交易。”

乾隆微微点头：“嗯。朕知道了。你下去拟个条陈呈上来。朕自登大宝以来，向来严禁贩米出洋，命各该省督抚，于各口要隘，务必实力巡查。”

“嗻。”二人叩头后，起身退出了大帐。

乾隆抬头看着离去的两名股肱之臣，满意的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当他看到桌案上的一叠奏折，微不可查的叹息了一声，提起了笔，开始批示。

与福康安告辞后，和珅回到了他的住处。

此时的和珅，深得乾隆信任，因而身兼职位之多，令旁人咂舌。除了管理京师崇文门税关、署理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以及理藩院尚书外，作为国史馆副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的和珅，这次跟随乾隆东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编纂好的《四库全书》送进盛京的文溯阁存放，这也是此次东巡的庆祝活动之一。

三十二岁的和珅高高瘦瘦，嘴唇上的一撇精致的小胡子，面容十分的清秀俊美。如果换了一身衣衫走在大街上，不认识的会以为这是个读书人。

进了屋，随行的下人便上来接过了他刚摘下的帽子。

“我写封信，你一会连夜亲自送回府上交给你爹。”和珅对下人吩咐着。

“嗻。”和府管家刘全的大儿子刘印接过帽子放在帽架上后，立刻应着。

刘全，和珅的管家，外号刘秃子。和珅的父亲常保死后，刘全曾保护着九岁的和珅与六岁的和琳，陪伴左右，到处借贷过日子。直到和珅十五岁，可以自立当家时，刘全才成为和府管家。而和珅一直把刘全当成自家亲人看待，从不称呼其为管家。

刘印没有问是什么事。既然老爷让给自己的爹送信，那肯定有要事。

和珅没有对刘印解释，洗了把脸，便来到书案前提笔写信。很快，信就写好了，和珅将信装入信封，贴上火漆。等了一会待火漆干了，便交给了刘印。

“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的没有？”刘印接过信后，低声问道。

“你就跟他说，信里我说的事，让他先去请教一下泉之先生。”

这个泉之先生，就是和珅曾经的老师吴省兰，字泉之。曾与他的兄长吴省钦一同担任咸安宫教习。这兄弟二人后来都投靠了和珅，其中以吴省兰最为无耻。

和珅之所以让刘印给他爹刘全送信，就是担心云南运铜货船的事与刘全有关。他记得刘全曾经和他提过想插一脚，自己没太当回事，就答应了。

这次运铜船在江宁出事，九万多斤铜都掉入水中，这可不是小事。万一被担任着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钱沣给查出刘全在里面掺和了一脚，那可就麻烦了。

和珅在云南铜矿的利益里没有插手，他插手的是日本铜矿海运的生意。

清朝入关之后，明代遗留下来的传统铜矿已经开采殆尽，当时云南的铜矿还处于初始开发阶段。严重的铜危机令清政府焦头烂额，而滇铜矿区散落深山，运输非常困难；即便是耗尽云南全省之力，一年也不过能运出三百万斤铜。且开采初期的滇铜成色不足，所以自雍正七年开始，江苏开始采购日本所产的铜。

此时一条商船从浙江出发到达长崎，也不过十五天时间。每条铜船可载铜十万斤，这样一年航行两次，二十艘铜船的运量就超过了滇铜运到北京的数量。截止到17世纪末，每年来到长崎港贩铜的商船已经高达200艘，在长崎从事与贩铜业务有关的中国商人已接近万人。

而岛国大量的铜流失，使得幕府治下的岛国铜价倒挂，源源不断的出口也导致国内的铜矿也面临枯竭的危险。

于是自一七一五年（正德五年）起，德川幕府实施了“正德新令”。规定清国每年到长崎入港交易的船舶数限定为三十艘。而准许入港通商的，只限于那几家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的商人，限定为每年贸易额白银六千贯，铜三百万斤。

而和珅为了积累与朝中其他三派（阿桂为首的武官派、刘墉为首的御史派、钱沣为首的反对派）的斗争资本，大肆插手江南的各项贸易，暗地里要求江南的大商家必须向和珅缴纳帮费。如有不从，则派人伪装成强盗，抄家灭门，江南大商人无人不敢听从。

因此，在日本贩铜这件事上，和珅就狠狠的插了一脚。

此时天色尚早，和珅想了想，回到里屋，又让下人服侍着换上朝服，带上了帽子。他还得去皇帝身边伺候。自打他从甘肃回来之后的一年多里，乾隆愈发的宠信他，时刻叫他伴驾服侍。

和珅到了乾隆大帐外，就见管事太监走了过来。

“和中堂，皇上正要找你。”

和珅连忙进帐，来到皇帝身前，正要叩头，却听乾隆说道：“和珅免礼。”

“奴才谢主子。”和珅抬眼看去，只见乾隆手中捏着一份奏折，面带不豫。

“主子，有什么烦心事吗？”

“庆桂递来的折子，你看看吧。”

和珅闻言，随即躬身上前，从太监手里双手接过折子，打开观看。

这是吉林将军庆桂（尹继善之子）和宁古塔副都统安临共同发来请罪的折子，上面奏报的是流放犯人林阿撞、鲁寿山、潘秀成、雅宁、揭三子等人，先后逃脱，同时二人已派兵缉拿。

和珅从一干逃犯的名单最下方，看到了两个名字：徐寿南、徐福南。

这是？和珅目光凝聚在这名字上，仔细回忆了一下，片刻之间，如电光火石，他脑海里就涌现出一个人名。

难怪乾隆会不高兴了，原来是这两个人。

可是，在和珅的记忆里，这兄弟二人当年发配时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五年过去了，那么他们现在也不过是八岁和六岁的孩子。

他们究竟这是如何逃脱的呢？其中定有隐情，搞不好就是有人里应外合。

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和珅将奏折交还给太监。随即说道：“主子，奴才以为这事无须挂怀。”

“嗯？怎么说？”乾隆见和珅如此说，有些好奇的问道。

“奴才以为，那两个逆犯之子，大的不过八岁，小的也才六岁。即便事发之前有人接应，可带着两个孩子，又能跑多远？且宁古塔本就是苦寒之地，离京师近万里之遥，那些流放此地的成人在冬日尚且难捱，何况两个孩子？如今已过十月，极北之地，朔风暴雪之下，奴才料定那徐家那两子熬不过这个冬天。故而主子只需命庆桂和阿林派兵紧守道路关卡缉拿即可。”

乾隆听完和珅的奏对，面色稍霁，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有人里应外合，将徐家两子救走。而背后主谋才是乾隆最关心的。

想到此处，乾隆也只好先将这事放在一边，稍后他会拟旨给庆桂，命其严加缉拿并审讯相关人等便是了。

烦心事不提，乾隆随即眉头展开，对和珅道：“你给朕说说，明年南巡的事安排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