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夜幕低垂。

鲁寿山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也真难为他能记得如此清楚。王远方拎着热水壶给鲁寿山的茶杯续上水，轻声问道：“徐家都被抓了？”

“都抓了。府上的管家、我、秀成兄弟……一个都没跑掉。”鲁寿山的脸上浮现出痛苦的神情。

当年案件查办期间，东台栟茶镇内的其他徐姓远亲，以及徐首发和沈成濯的远亲，接连出逃，从此改名换姓，再无下落。

“后来呢？”帐篷内的几人不约而同的问道。

“到了那年的十一月，乾隆爷的圣旨下了。大少爷、二少爷......徐家满门只要年过十六，斩首。家里的女眷、孩子、还有我们这些人流放宁古塔为奴。”

周围几人看着鲁寿山双眼通红，满脸的泪水，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邓飞犹豫着问道：“那......徐家老太爷和徐老爷不是都去世了么，应该没事儿吧？”

“掘坟……凌迟碎尸……枭首示众！”

鲁寿山鼓足了全身的力气，咬着牙说出了这十个字。他此刻双眼变得血红，手中的白瓷茶杯“啪”的一声爆响，竟然被他攥碎了。一道鲜血，顺着掌心的伤口流在了垫子上。

“大刘！快去车里把药箱拿来！”赵新一看，赶紧对刘胜喊道。

鲁寿山悲愤之际，竟似忘了手上的疼痛，抬起受伤的左手就要擦眼泪。一旁的王远方连忙压住了鲁寿山的胳膊，急声道：“别动！”

刘胜很快就拿来了药箱，他刚拿出碘酒，就听赵新说道：“先拿镊子给我，伤口里还有瓷片呢。”

赵新接过镊子，拍了拍鲁寿山的肩膀，轻声说道：“鲁大哥，你松开手，我得帮你把碎瓷片择出来。”

一番手忙脚乱后，他将伤口中的碎瓷片逐一取出，这才用药棉沾着碘酒擦洗伤口，最后洒上了白药，又给包扎好。

刘胜和王远方扶着鲁寿山躺下，给他盖上了被子。赵新看了一下火炉中的火，加了几块木头。

几十分钟的讲述，如同把已经好了的伤疤再次揭开，血淋淋的过往，让这位三十多岁的汉子身心俱疲。阿妙给鲁寿山喂了些水，他很快就睡着了。

众人见状，纷纷起身，轻手轻脚的出了帐篷。

来到房车外面，丁国峰掏出烟撒了一圈，语带诧异的道：“哎，那个鲁寿山提到的江苏学政刘墉，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赵新叼着烟冷冷一笑：“熟就对了，就是电视剧里的那个刘罗锅。”

“啊？这特么……那你说纪晓岚怎么不出来帮一下呢？”丁国峰觉得朝廷里总会有好人的，电视剧里不都那么演的么。

赵新扭头凑着刘胜递来的火，点上烟之后才对丁国峰说道：“你中毒太深了。电视剧里的也能信？那特么就是个故事而已。文字狱这种事，哪个汉人大臣敢开口求情？嫌自己命太长？乾隆可是分分钟抄家砍头没商量。”

“靠！”丁国峰用一个字做了总结。

此时的赵新他们还不知道，“一柱楼诗案”最后的结局远不止鲁寿山说的。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清廷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等九卿，会审“徐家大逆一案”。

十一月，大学士阿桂、左侍郎和珅等九卿向乾隆议奏：徐述夔之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

十一月底，乾隆明发上谕，传示天下，此案相关人等处置如下：

徐述夔写诗集，徐怀祖刊刻成书，父子二人属于相继谋逆。虽然他们都已病故，但仍照大逆凌迟律处理。具体来说就是挖坟掘墓，将尸骨砍掉首级，悬挂东台县城门处示众。余骨磨碎成粉，洒于旷野，让后代想祭祀都没地方找尸骨。

有清一代的历史上，康熙朝《明史》案的庄延鑨和《续三字经》案里已故的祝庭诤，都是这个待遇。

徐食田和徐食书兄弟是两名正犯的亲孙子亲儿子，斩首。其他徐家男性只要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同样斩首。

徐家十五岁以下男性及所有女眷仆役，发配宁古塔为奴。家产全部充公，一柱楼被夷为平地。

陆琰，身为布政使陶易的幕僚，乱作批词牌稿，颠倒是非，存心消弥重案，按照纵大逆罪处理，斩首并抄没家产，妻妾子女充为旗奴。

陶易，身为藩司大员，不亲自检查逆书，居然听从幕僚的意见上报两江总督，意欲将控告之人下狱，按照“纵大逆罪”，斩首，家产抄没，妻妾子女充为旗奴。

在所有的人里，这个陶藩司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被押送到京城刑部大牢后，曾受到乾隆的自审问，虽然极力辩解，可还是被认定属于有心袒护，收受了徐食田的贿赂。

说他幸运，是因为还没等判决下来他就病死在了狱里。然而乾隆并不会因此放过他，他的尸体和徐家的人还有幕僚陆琰一起去了菜市口，脑袋还是掉了。

说完了掉脑袋的，接下来再说说那些被流放的。

黄斌，原名毛澄，曾经是栟茶盐场衙门的塾师，此人为徐述夔的《和陶诗》作过跋。虽然他之后去了陕西给人当幕僚，连姓带名都改了，还考上了举人。然并卵，一样被缉拿到案。

还算幸运的是，他在那篇获罪的跋文中虽然极力赞扬徐述夔，却也写了“先生生际圣朝”这六个字，最后被革除举人功名，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去了海南岛。

东台知县涂跃龙，接案后不能及时追查，多次推诿江宁书局，坐观重案拖延，几致消弥，行为首鼠两端。杖一百，发往伊犁服苦役三年。

扬州知府谢启昆，虽然在向藩司的行文中没有偏袒之词，而且能将悖逆的词句逐一标记，但问题是迟延了半个月才禀报上司，属于玩忽职守，因此从宽发落，发往黑龙江漠河军台充军。

捎带说一句，这位谢知府很快就交了议罪银子，因此免于流放。之后不知道又靠上了谁的关系，最终在嘉庆年间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署理广西巡抚。

至于那位图谋徐家田产的原告蔡嘉树，在此案中纯属损人不利己。在乾隆看来，他和徐述夔是同乡，《一柱楼诗集》多年前就已经成书刊行，他肯定早就知道，却一直不告发，偏偏等到涉及自家田产纠纷才告，属于挟嫌报复。不过念他是本案首告，取保开释。

此外负责查办此案的时任两江总督高晋、署理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也在上谕中受到了乾隆的斥责。

令朝野震动的还不止于此，那位给《一柱楼诗集》作序的沈德潜虽然已经死了九年，下场更是凄惨。

这位可不是一般人。如果说后世的野史影视剧里经常把纪晓岚演绎成乾隆的词臣，沈德潜可是实打实的。

此人六十七岁中进士，靠着诗写得好，又兢兢业业的校刊《御制诗集》，仅仅五年就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升到了正二品的礼部侍郎。之后他在七十六岁退休回乡，到了八十五岁居然又被加礼部尚书衔，三代加封。

等到了乾隆三十年，已经九十三岁的沈德潜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孙子还被赐了举人功名。那个时候一提苏州沈老相国，江南无人不知，红的发紫。

然而皇帝这种生物从来都是过河拆桥，翻脸无情。

在乾清宫侍卫和江苏巡抚的监督下，沈德潜的墓碑和祭葬碑文被捣毁，并将碎石移弃他处。沈德潜生前死后获得的所有官爵及宫衔谥典全部被革除，放于乡贤祠内的牌位也一并撤出。执行期间沈家子孙全都到场，跪听领旨，并观看捣毁过程。

你以为“一柱楼诗案”就这么结束了？才没有，这个案子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了三年后。

乾隆四十六年，有人追查到徐述夔曾经为兴化的一个叫王国栋的人写过序文，结果王国栋被判斩首，其父王仲儒一样被开棺戮尸。

再有就是已经故去十多年的郑板桥。因为他和王国栋是好友，所以在他那些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印本、仿刻本、翻刻本的文集里，只要有“王国栋”的名字，都要从刻板上铲掉。

也许有人会问，乾隆为什么会对“一柱楼诗案”的处理如此残酷，就连死人都不放过？

事实上不管是“字贯案”还是“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十六年那场“孙嘉淦伪奏稿案”的延续。要是再往深里分析，还牵涉到了乾隆朝早期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党争。

乾隆三年，一封据说是由左都御史孙嘉淦上奏的密折开始在京城流传，导致朝中人心惶惶。其内容主要是弹劾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出任尚书的讷亲、海望，领侍卫大臣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这事乍一听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要知道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代，一向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乾隆继位之初便提拔他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更是因为经常参劾官员，尽职尽责，升任刑部尚书。所以说当时敢于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不作第二人之想。

然而乾隆很快就做出反应，他采用明发谕旨的形式，宣示朝野，对流言予以了严厉驳斥，明令对传播者查办严惩。

换言之，这份奏折不是孙嘉淦写的，否则他不会在当年十月升任直隶总督，并在乾隆六年又转任湖广总督。

话说明清时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另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就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清廷的密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运作流程和手段已经非常严密。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将密折装在带锁的特制皮匣内，外面还要上封条。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贴身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普通的公文要经过通政司交到军机处，然后转呈奏事处；密折则是直送奏事处，由奏事太监送交皇帝。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皇帝和写密折的人，谁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然后进呈御览，再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的形式发布。

这也就是说，机密性才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施并延续的核心！

如果这封奏折真是孙嘉淦写的，那么乾隆一定会有所批示。要么惩办被弹劾的，要么惩处弹劾者，不会毫无反应。毕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当朝实权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确是孙嘉淦写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极力否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非常厉害，两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年轻的乾隆虽然对此厌恶至极，但他继位不久，还没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务上还离不开前朝的老臣。

一直到乾隆十二年，乾隆已经彻底控制了朝堂，终于不再忍气吞声。

他先是暗示张廷玉退休，让三十岁的讷亲出任军机大臣。由此也引发了张廷玉乞求配享太庙，最终被夺爵抄家，晚景凄凉，致仕归家。

等到了乾隆二十年张廷玉一死，又通过亲自掀起的“《坚磨生诗钞》案”，将身为鄂尔泰主要党羽的广西学政胡忠藻、礼部侍郎张开泰、甘肃巡抚鄂昌全部打落，从而将雍正中后期以来朋党倾轧的局面彻底打压。

回过来再说“伪奏稿案”的进展。

乾隆的上谕并没有换来伪奏稿的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份伪奏折已经在大半个中国传抄，甚至连大字不识的脚夫都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这时候流传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针对乾隆本人的内容，诸如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过”。

问题大条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

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可是危及江山社稷的大事。

顺带说一句，这份伪奏折的原文在后世已不可查，因其内容直斥皇帝，言辞猛烈，被严禁留存，结案后所有传抄一律收缴销毁，即便是私人的野史笔记对此也是讳莫如深，后世研究者只能从当时地方官的奏折和乾隆的朱批谕旨中推测出大致内容。

诡异的还远不止于此。

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江西、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等地传播，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于是立刻上报，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伪奏稿案”查办风波。

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张旗鼓查办的同时，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同时也对各省的文教吏治有了戒心，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以稳固统治的基石。

对他而言，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控制。

结果查来查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

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越查人越多。几个月下来，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可即便如此，审来审去，整个伪稿案就如同一团没有头绪的线团，愈发让人困惑。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没有官官相护，打死乾隆都不信。

最终，无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没有首犯，那就制造一个，先让这桩案子体面的结束，然后再回过头收拾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

于是，一名来自江西、且已经被捉拿审讯的下级武官卢鲁生浮出水面。而这一线索的发现，实际上是来源于乾隆对江西巡抚鄂容安一道奏折上的朱批。

鄂容安在该封奏折中一共汇报了四条线索，而乾隆却只对其中卢鲁生、卢锡龄父子传抄情节表达了严重关切。他在朱批中写道：“此二人速行解京，看来此事已近，勉之。”

卢鲁生，时任江西绿营抚州守御所千总。据他自己交代，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与一众军中同僚在籍州卫千总李世瑞家聚会。席间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说是朝廷的大事，要给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

然而根据当时在场所有武官的供述，他们都难以准确回忆起究竟是谁带来了奏稿，某甲说是某乙，某乙说是某丙，某丙说是某丁。至于卢鲁生在最初的供述里，竟然记不起在这场饭局上大家曾一起看过稿，反倒说是他的儿子卢锡龄拿给他看的。

其实在伪奏折案的追查过程中，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不过清廷在最后的结案报告里认定，伪奏折最初的抄件就是卢鲁生带来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传抄路径：

参加那场聚会的所有武官都将奏折抄录了一份带回家，随后传到了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那里，之后便迅速在抚州民间流传。仅过了一个月，江西粮道手下的书办们全看过伪奏折，不过他们所看的抄件，居然是杂役火夫从城内一家肉铺得来的。

紧接着，一名看过之后意犹未尽的书办就抄了一张送给了袁州卫守备衙门的书办，然后就顺着长江传到了江宁府的一家酒馆里。酒馆老板的堂哥在人来人往的酒店薄夹(收银用的钱包)里发现了这份奏稿，然后他就传给了一名不知身份的家伙，又传给了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上一个开鞋店的小老板。

好吧，这个在后人看来无比荒诞的传播路径，乾隆就认为就是真的，而且必须是真的。

到了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一道突然发布的上谕昭告内外：孙嘉淦伪奏稿之正犯已经被抓获，正是绿营武将卢鲁生。

伟大胜利终于到来了！从京城到地方，无数官员欢欣鼓舞，他们纷纷上表，祝贺皇上正人心而息邪说，吏治得以整饬，消灭了试图给圣朝和圣主抹黑的宵小。

案件是结了，可刑部那儿还关着一大帮押解来的中下级官员呢，地方上也有不少，甚至还有那些查办不力的封疆大吏，该怎么处理？

乾隆当然不能把这些官员都罢免，他只能高举轻放，少部分罢官治罪，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大部分革职留任。

按清制，革职留任的官员必须要上谢恩折子，以示对皇帝的宽仁感激涕零。而皇帝要么是留中不发，要么就是温言训诫一番。言外之意无非是留任期间要是再犯错，那就两罪并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当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折子被送到御前阅览，乾隆朱批用词之阴冷狠毒，训斥之犀利前所未见，吓得尹继善大病一场。

尹继善的谢恩折子是这么说的：“蒙圣主不加严谴，交部议处，仅议革职，尚不足以蔽之罪，乃复仰荷天恩，准予留任，闻命之下，感悚弥深。伏念我皇上待臣之恩覆载生成，实非寻常可比，十余年来寸丈未效，过想实多，我皇上之宽臣者，亦不止一次，乃今于无可宽之中复格外矜原，予以自新之路，即父母之爱子，亦不能如此保全，如此体恤。”

乾隆的批语是：“此不过套语耳，汝意已定为必宽，且以为不宽，汝将用谨，此大然误汝平生。朕意谓可宽者，当其未终见弃于联者耳，如其终见弃之迹形，则腹亦非不能割爱者。此语总不实，如果出实心，何至又有沽名市惠之举。“

自此之后，他便对两江官场有了更多的猜忌和不满，一直在找机会收拾这批阴奉阳违的汉人官员。这也为之后的“字贯案”、“一柱楼案”、乃至乾隆时代的四十多起文字狱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