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年五月初三，辰正刚过，吉林城北巴尔虎门北五里外。

铸炮厂大门已经站满了一群满清官员，像是要迎接哪位大人物。

过了不多时，一队人数在两百人的戎装甲胄骑兵从巴尔虎门的方向缓缓而来，队伍当中的是一顶硕大的绿呢八抬大轿。

随着仪仗经过，道路两旁的行人纷纷下跪磕头。等队伍走过之后，这才起身继续赶路。

等队伍到了炮厂门口时，等候的满清官员和炮厂匠头一起跪地行礼。

随着三声号炮响起，轿帘一掀，走出了一位双目细长、面白微须的中年人，身穿一件四爪蟒袍，外罩黄马褂，帽子上的红宝石顶子和双眼花翎在晨光下熠熠生辉。正是一等嘉勇侯、协办大学士、吉林将军福康安。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军机处将乾隆的一旨诏谕明发天下。任命大学士阿桂为经略大臣，节制黑龙江、吉林、盛京军务。任命大学士福康安为吉林将军，提督吉林、黑龙江及各地征调兵马。

此时铸炮厂门外，一众负责官员和工匠头目皆伏地跪拜。福康安扬了扬马鞭，道：“都起来吧。”说完，便一路直行，进了炮厂大门。身后的亲兵和手下参赞也都跟了上去。

一行人走进炮厂内，只见白烟弥漫，空气中热气腾腾，跟炮厂外完全是两个世界。上千名铁匠、木匠以及帮工民夫都在忙碌着。铁打之声、锯木敲击之声连绵不绝。

此时众人见到福康安到来，纷纷放下手中工作，正要大礼参拜。福康安对陪同的工部官员道：“虚礼就不必了，各自干活是正办。”

那官员连忙对场中工匠们喊道：“提督大人恩典，众人免礼！”

“谢大人！”一众工匠冲着福康安躬了躬身子，又低头继续忙了起来。

随行的工部官员一边走一边向福康安介绍两侧的各个院落道：“大人请看，这里是铸造大将军炮的，紧挨着的那处是化铜炉。右侧是铸造二将军炮、冲天炮、子母炮的，旁边就是化铁炉。刚才进门那个院子是制作炮车的地方。东边的院子是铸造炮子的所在。”

这处炮厂的内部布局是仿照京城雍和宫东侧的炮局而设。此时的吉林城北，像这样的兵工厂还有几处，有制作火枪的、制作火箭的、制作开花弹的等。

众人走到一门刚铸好的大将军炮跟前，福康安仔细看了一下这门炮，对负责的工部官员问道：“这炮试了吗？”

“回大人的话，这炮前日刚刚铸好，还未演放。”

福康安听了，不置可否，他走上前伸手摸了摸冰凉的炮身，然后问道：“这炮的炮子多重？”

“三斤五两。”

乾隆二十一年，由工部上奏，皇帝批准，清廷确定了以“子母炮、威远炮、靖氛炮、决胜炮、得胜炮、行营炮、靖平炮、提行炮、铁行炮、靖海炮......”等85种火炮作为八旗和绿营的制式武器。

从火炮的形制上讲，满清是按照炮身重量，分为轻、重两类火炮。比如从五百六十斤到七千斤的都算重型火炮，从三百九十斤到二十七斤的则属于轻型火炮。而同期的西方火炮多以倍径、口径或炮弹重量分类，例如长管炮、臼炮，3磅炮、6磅炮等。其中长管炮的倍径都在15倍以上。

在实际使用中，清军的火炮品种多以生产批次而非形制来命名。即便是一个省内不同年份造的两架同名的大炮，也往往在炮身重量上相差悬殊。

重型火炮的制作材料一般选用铜六锌四的黄铜而轻型火炮则采用产自福建或是山西的熟铁。

清代火器的管体材料的冶炼方法多承明制，炮厂内的化铜炉或化铁炉都紧挨着铸造车间。福康安一行人走到生产重炮模具的院内时，一群炮匠正在制作泥模。随行的工部官员刚想介绍，福康安一摆手就制止了他。他这些年久经战阵，对火炮的使用毫不陌生，但对制作还是一知半解。

此时几个木匠正在院子内，聚精会神的给一架炮模上泥。这个用杉木镟好的炮模被放置在一个半人多高的木架子上，木制的炮模两头做出了长出一尺的轴头，上面绑着两根铁棍；扳动铁棍时，炮模就轻轻转动。

福康安注意到这个木模上已经装好了木制的炮耳、炮箍和花头字样，整个炮身上面刷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

“这是什么？”福康安指着那层黑乎乎的涂层问道。

工部官员连忙回道：“那是细煤灰。”

此时那几个工匠先是从筐子里拿起一把羊毛抖散，然后在一旁的泥水桶内沾满黄泥浆，再将沾满泥浆的羊毛，用圆口薄木板在炮模的表面均匀的抹上薄薄的一层。几个工匠抹的十分仔细，每当一侧抹好之后，便转动铁棍继续涂抹。

“这泥水用的是上好的胶黄泥和筛过细砂调制而成，每层羊毛只能抹一寸厚，等泥阴干后再继续抹。反复多次方可成型。”

福康安身边的一个武将问道：“这羊毛要抹多厚？”

官员道：“泥之厚薄，比照铳口空径的一点六倍。如铳口径五寸，则模泥用八寸厚。”

“哦。”一众武官恍然大悟，原来光是造个模子就有这么多讲究。

福康安听了也不理会，迈步走进院内正房，只见屋内有四个工匠，正在拿着工具给一个炮模上面缠着铁条。

那官员也不等他问话，轻声解释道：“上泥厚至三分之二时，须以粗铁条从头密缠至尾。缠完再照前法上泥。上泥至十分之九时，再以手指粗的大铁条均匀摆放模上以作骨髓。现在他们造的是永固大将军炮，需要用铁条十六根，然后再用一寸宽、五分厚的铁箍，均匀箍上八道。之后再照前法上泥，上完泥，阴凉干透方可。”

那官员见福康安等人听的仔细，说完便一抬手道：“大人请随我来。”众人跟着那官员出了这间屋，来到了另一处院子。还没进去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咚咚”的敲打之声。

福康安走进院子，只见几个工匠正在用大木锤奋力的敲打着一个炮模的木心。过了一会，木心被敲出，一个工匠拿着个小铲子，从脚下的火盆内铲出炭火入放进模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要炼干泥模，二是为了烧化木制的铳耳铳箍及花头字样等件。

福康安好奇的问道：“这铳底和尾珠如何安放？”

那官员道：“等泥模冷却后，用鸡毛帚扫出灰渣。再将木铳模底安定，安上尾珠，按照前法上泥，上完候干。最后取出木模底，并用炭火烧化尾珠，等冷却后便可以下窑铸造了。”

随行的一个文员道：“照这个程序下来，一门炮铸好岂不是要几个月才行？”

那官员道：“正是如此。按规制，大号模具要等四个月，次号三个月，小号两个月，方可干透开铸。”

福康安脸色不虞的问道：“现在造了多少炮了？”

那官员回道：“永固大将军炮五门，神功将军炮二十门，二将军炮五十门，冲天炮五门，子母炮三十一门。”

所谓“二将军炮”是一种长约1.5米，炮口直径约5厘米，重120斤的铁炮；而“冲天炮”其实就是臼炮；大将军炮都是铜炮，从三千六百斤到七千斤不等；子母炮就是明代的佛郎机，重九十五斤，生铁铸造，属于八旗内部的制式武器，绿营不能装备。

此时福康安满脸阴沉，显然是对铸炮进度极为不满。沉默了半晌才说道：“还是太少。我的军舰快要下水了，炮跟不上怎么行！”

那官员躬身道：“大人，属下前日已经写了呈文报送提督府和经略大人，希望能再调派一批炮匠。”

“缺多少？”

“眼下铜料、铁料、煤炭倒是不缺，工匠至少再有三百人才可以跟的上。”

“我看你们现在最缺的是做模具的人吧？”

“大人英明。”

福康安一摆手道：“再给你调五百人！我只要快！七月份大军北上，你要是敢耽误了我的炮，我就要你的脑袋！”

那官员一脸严肃的躬身行礼道：“敢不从命！”

视察完炮厂生产，下午福康安一行又观看了已经铸好的火炮进行演放。炮声隆隆的试射场上，一个身穿清军武官服的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格外引人注目。

此人名叫安东尼.谢杰利.尼科夫，是第七届“沙俄驻京办”成员。福康安征调这位安东尼教士的原因有二，一是想让此人去当使者，劝说西拉河口的“鄂罗斯人”投降；第二就是此人精于使用象限仪，要让他来为新造火炮编制射表。

只见安东尼教士手里拿着一个奇怪的仪器，在每一门火炮上都要进行一番测量调试，然后才让人开炮射击。等观察完炮弹落点之后，一旁的一个笔帖式就在册子上进行数据记录。

福康安看过了一会，便命人将安东尼教士叫了过来。

“安教士，这象限仪用的还好？”

“尊敬的侯爵大人，这架象限仪的做工非常精致。有了它，射表的制作将会非常容易。可惜只有一架，要是再多做几个就好了。”

福康安听了只是微笑，并未作答。

这架“测炮象限仪”还是福康安奏请乾隆仿造的，全大清国也就两个。一台被放在内务府库中，偶尔会拿出来用于京城炮局的新炮射表制作，一台就在这里。福康安这边用完了，回去之后还得交还内务府。

话说“象限仪”作为火炮施放时的测量工具，自明末已经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只不过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在文献中也少有记载。

安东尼教士手里拿的象限仪通体用铜铸造。高不到一尺，下接三角形的黑色檀木底座。

整个仪器由两个90度直角的四分之一圆所组成，底座上设有一个带有刻度的中空方柱。方柱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小孔。一个象限仪位于方柱的顶端，另一个呈90度直角位于侧下方。两个象限仪的圆心处，都有一根铜条制成的坠线。当底座放在一个前后左右都处于水平的位置时，两根坠线的刻度都归于垂直零度。

使用的时候，将象限仪放在炮管末端，通过上方的象限仪坠线的刻度，确定炮口的抬升角度；而中间那个中空的横方柱上有一个小孔，通过小孔与炮口处的星斗吻合。

这架“测炮象限仪”的先进程度在于，一是以360度分圆体系代替了48度的铳规测量，对火炮发射角的测试精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测炮象限仪”是由正交的两面象限仪所构成，一面可以方便地测定大炮的发射角，同时利用另一面对目标进行瞄准操作。

恭送福康安一行离开射击场后，安东尼教士继续进行射表编制工作。此时的他一方面感觉很幸运，终于能离开封闭的修道院，跟随大清国那位着名的侯爵大人来北方一游，顺便记录一下沿途的地理风光。

别看第七届“沙俄驻京办”拢共才十名教士成员，屁事一点儿都不少，成天就是内斗，矛盾冲突相当多。例如，“驻京办”副主任奥尔洛夫怀恨正主任--传教士团团长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两次写信回国控告，请求把正主任遣返，自己来接替......但是当那位“副主任”还在不停控告的时候，他自己却被首先遣返了。

可另一方面，让安东尼教士颇为头疼的是，自从去年九月中旬以后，传教团在北京城的处境突然就变得极为恶劣。

这事吧，主要是因为赵新等人被乾隆当成了鄂罗斯人......

自福康安兵败之后，小心眼儿的乾隆一怒之下便下令封了北京城的修道院，禁止里面的东正教传教士外出；同时还让步兵统领衙门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岗哨，并在使馆的大门上钉上一道死刑令，威慑那些胆敢进入修道院的北京城百姓。

事情发生后，“驻京办主任”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十分愤怒，他连着写了三封信托人带回国内，要求严查到底是谁在破坏两国关系。他在信中反复提到，因为某些蠢货盲目无知的挑衅举动，害的他和其他“驻京办”成员成了清帝国的人质，在北京城受到了严格管控，完全是被软禁了！

众教士私下讨论一番后，认为最只得怀疑的对象就是勘察加的那群皮毛贩子和鱼贩子。想来想去，搞不好就是那个曾经去岛国探险的拉斯托契金干的！

1773年，拉斯托契金通过在远东的渔业活动，敏锐的感觉到了南方可能有获取巨额利益的机会。于是他用自己的私人财产以及从其他贵族、商人那里得来的赞助，购买装备了等外帆舰“尼古拉斯号”，并且因此行为受到了帝国首相和勘察加当地指挥官的认可，成为了沙俄的一名海军上尉。

他于在1775年出行前往岛国探险，然而首次航行的尼古拉斯号就在鄂霍次克海倾覆。等第二次时，船队又在在乌鲁普岛附近遇到了台风。1778年，拉斯托契金的舰队成功航行至了库纳施尔岛，并在此地的虾夷人向导带领下，来到厚岸与松前藩展开了谈判，但是不愿意惹麻烦的松前藩表示，贸易的问题只能在长崎谈，也不会为他领航至长崎。

众教士最终一致认为，就是这个天杀的鱼贩子搞出的烂事！他难道不知道在没有女皇的授权下，私自破坏两国关系是要上绞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