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度掌控了北京局势,顺便把溥仪赶出了皇宫。
此时冯玉祥又红又专,李大钊在他的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得到冯玉祥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和苏联走的很近,俨然一副革命党的模样,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看来,冯玉祥就是共产党,变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刚刚还在直奉大战中打的要死要活的两人,迅速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只能退出北京。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安国政府,北洋军阀主政北京的最后一个时代到来。
在张作霖看来,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该死,无论是企图北伐的国民党,还是善于搞运动的共产党,这些都是他的敌人,只要抓到,一律处决,北京血色弥漫,变得非常危险。
在张作霖的抓捕名单中,李大钊绝对排在首位,朋友们都劝李大钊赶紧离开北京,但李大钊舍不得走,他的事业就在北京,他的根基也在北京,他不能离开北京。
李大钊肯定不是莽夫,他留在北京并非冲动,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越飞是他的好朋友,两个人是老熟人,正是在李大钊的引荐下,才有了越飞和孙文的历史性会见,才有了注明的“孙文越飞宣言”,苏联大使馆非常乐意为他提供保护。
此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将孙传芳和吴佩孚打的丢盔卸甲,让张作霖感到毛骨悚然,孙和吴的实力他旗鼓相当,这两个人挡不住北伐军,张作霖一点都不认为奉军能挡得住。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更加不愿意离开北京了,此刻北京是奉军的中枢,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何况在奉军人心惶惶之际,更是策反良机,一旦策反奉军核心将领,将加速奉军倒台的速度,让革命事业事半功倍。
俄国人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张作霖在东北经营多年,感受非常深刻,沙俄时期,俄国人就在东北修建了一条中东路,沙俄军队可以随时沿着铁路进入东北,张作霖毫无办法,现在沙俄没了,又来了个苏俄,号称要革所有反动派的命,像张作霖这种死军阀是革命的首要对象,让张对苏俄更加厌恶。
在张看来,俄国人对东北志在必得,支持孙文和自己打仗,李大钊就是俄国人在北京城的卧底,关键时刻准备里应外合,要了自己的老命,不干掉李大钊,张作霖寝食难安。
占领北京城后,张作霖下令抓捕李大钊。
李大钊显然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傻等着让张作霖来抓自己,在张进入北京之前,在越飞的帮助下,他把家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这块地方非常安全。
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老太太被吓坏了,安排李鸿章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辛丑条约》,在北京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叫东交民巷,以后列强们的大使馆就集中在这一块了,每个大使馆都有自己的保卫部队,中国军队绝对不允许进出这一地区。
什么叫丧权辱国,这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行动的自由。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在洋大人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东交民巷就是中国政府的禁区,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就是跑进了日本大使馆,大清密探只能眼睁睁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也就有了康有为在日本编慈禧黄色段子的机会。
在越飞看来,就是给张作霖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进苏联大使馆搜查。
李大钊放心的住在苏联大使馆,其实是住在苏联大使馆的隔壁,那也是苏联大使馆的产业,在这里,李大钊书写文章,发布命令,北京城的各种群众运动依然风起云涌。
张作霖的鼻子很敏锐,他在风中嗅到了李大钊的味道,对于这个一心和他作对的人,张作霖恨之入骨,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
李大钊一肩挑两副重担,既是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公务繁忙,每天都要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苏联使馆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这个现象很快就传到了张作霖的耳朵里,让张恍然大悟,怪不得连北京的老鼠洞都翻遍了,都找不到李大钊,原来这家伙躲在东交民巷,这里是中国政府的禁区,特务们不敢进去,怎么能抓的到?
能从土匪干到一路诸侯,充分说明张作霖不是莽夫,东交民巷地位特殊,张根本不敢造次,但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张作霖展开了行动。
首先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所谓首席公使就是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这个代表必须德高望重,此时的首席公使叫欧登科。
在平时,中国政府的这种要求和行为绝对是不允许的,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所有列强共同的敌人,何况国民党北伐军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李大钊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就是列强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和列强的利益高度一致。